| 德国如何严惩否认纳粹大屠杀言行：立法判刑 |
| 2012-0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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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行，给中日两国间的正常交往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此类事件时有发生，既与日本社会对战争罪行的认识不彻底有关，也有法律层面上惩戒措施缺乏的因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的德国曾对纳粹暴行进行深刻反省，并立法严惩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做法。 西德新政权充斥纳粹分子 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立，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战后重建并清理纳粹残余势力。在美苏的帮助下西德对纳粹分子进行了清理。此前在1945至1946年举行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共处决10名战犯。此后，在美、英、法占领区举行的多次法庭审判中，陆续判处794人死刑，486人被执行。西方占领区还进行了规模广泛的非纳粹化运动。据统计，受到审判厅审查的人数在美、英、法三个占领区达到366万人！ 事实上，当时的西德政府并不愿意大规模清洗自己的“同胞”。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通过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罪行的法案，1951年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职位的法律。首任总理阿登纳上台后，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而当时人才缺口较大，他不得不放弃对一些有纳粹背景的人的追查工作。在他的任期内（1949-1963），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甚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在外交领域，老纳粹党人重回岗位的比例相当惊人，他们往往被派到南美或阿拉伯国家。尽管这些人代表的是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形象，但他们却频繁地保护纳粹分子，比如驻阿根廷大使馆毫不犹豫地给纳粹大屠杀主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家庭签发旅行文件。西德外交部甚至为纳粹分子提供过“警报服务”———在红十字会帮助下，通知约800名被指控犯下战争罪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避免去法国旅行。 对于这段往事，德国历史学家维尔特说，尽管上世纪50年代被视为西德的“黄金时期”，但那时的西德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国家”，处在峭壁边缘，过去的幽灵挥之不去，轻易就能将它引向“临界点”。在很多历史学家和宪法专家看来，这一噩梦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应该说是出于幸运，是波恩共和国（西德首都位于波恩）的一个奇迹。 “一记耳光”与一部美剧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带来了西德社会反思纳粹罪行的契机。当时，学生们感到德国民主受到了威胁，国家政治生活出现异化，广大学生对某些人借反共名义复辟纳粹主义表示担心。同时，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美国对越南的狂轰滥炸使德国青年一代对西方价值观产生怀疑，反战示威在德国蔓延。1967年，学生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学生们不仅抗议越南战争，而且要求父辈们公开谈论纳粹历史，使得在政府机关任职的纳粹分子惶惶不安。 1968年11月7日，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柏林召开党代表大会，一直追踪纳粹分子的西德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突然闯上讲台，狠狠地打了西德总理库特·基辛格一耳光，并朝他高喊“纳粹！纳粹！”（基辛格在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刚上台时就加入了纳粹党。２０１２年３月，左翼党提名克拉斯菲德尔为联邦总统候选人）。克拉斯菲尔德说，二战结束仅20年，一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这一事件轰动一时。在这股风潮影响下，1969年初，西德总统吕布克因其纳粹背景遭到舆论攻击，匆匆下台。同年，勃兰特上台执政，开始对政府先前的政策进行调整，陆续清理政府中有纳粹背景的人。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的播放进一步推动了西德社会对纳粹罪行的反思。这部由美国导演马文·乔姆斯基制作的《大屠杀》，改编自美国畅销小说，以一个与雅利安人通婚的犹太人家庭1935-1945年的经历为主线，全面再现德国纳粹在本土和东欧国家迫害、屠杀犹太人的历史。2000多万德国人含着泪水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部美剧，社会反响非常强烈，人们开始从心底反思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这一灾难和伤痛。德国社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我们每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罪？德国年轻一代人开始提出疑问：我们的父母在纳粹时期干了些什么？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到了1985年，即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战败”到“解放”，对德国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另类”作家多国遭禁 在反思纳粹罪行的过程中，西德逐渐加强了相关的立法工作。1979年，西德联邦法院首次对“言论自由”作出严格界定。根据这项判决，犹太公民有权基于德国公民权的规定，要求纳粹分子承认对犹太人的迫害；联邦法院还认定，否认第三帝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就是对每个受害者的侮辱。1985年4月，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将否定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判定为对犹太人的侵害，应给予法律惩处。1994年5月，联邦议会加重了“煽动罪”的定罪程度。按照新法，在公开场合宣传、不承认或者淡化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可处以最高5年的监禁。 在执法方面，西德政府也采取了具体行动。1958年移居加拿大的德国人钦德尔是个希特勒迷，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他经营的一家出版社积极宣传纳粹思想，极力掩盖纳粹大屠杀真相，否认大屠杀事件发生过。为此，加拿大政府两次拒绝他申请加拿大国籍的请求。从2003年起，加拿大当局一直将他单独监禁，2005年将他驱逐出境后，钦德尔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刑。 英国作家戴维·欧文是另一个被禁入境的著名人物。欧文1938年出生在英国，上大学期间就因经常在学生刊物上发表右翼言论而声名狼藉。1963年，他出版第一本著作———《德累斯顿的毁灭》，讲的是二战时期盟国对德国德累斯顿的轰炸。1977年，随着《希特勒的战争》的出版，在历史学领域他“收获”了不少骂名。书中，他宣称希特勒没有下达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命令，他的结论是：大屠杀的命令是希姆莱背着希特勒下达的。欧文说，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洗清“历史加给希特勒的恶名和污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欧文又表示，不可能有600万之众遭到屠杀，“我所熟悉的文件和档案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被杀害的人有600万”。1989年，欧文出版了《勒赫特报告》，报告认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并不存在，那是英国人捏造出来的。在1991年再版的《希特勒的战争》中，欧文将“大屠杀”的字眼从书中全部删去。 由于这些“邪恶”言论，从1992年开始，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南非等国限制欧文入境。同年，德国政府明确宣布欧文的观点是荒谬的，他的言论在德国被禁止。2005年11月，欧文接受一个右翼团体的邀请，前往奥地利演讲。就在他驾车入境时，奥地利警方将其拘捕，随后判处其3年徒刑。 事实上，除了德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1990年7月，法国立法机构通过“盖索法”，对1881年《新闻自由法》进行修正。依据“盖索法”，可对那些对纽伦堡审判裁决结果和前提提出质疑的人进行刑事惩罚。奥地利在1992年特别通过《纳粹禁令》，其中的第三款规定，“任何人通过印刷媒体、广播媒体或者其他媒介，公开否认、肆意轻描淡写或者赞同纳粹种族屠杀以及纳粹反人类罪行，将被判处1到10年的刑罚；危害特别严重的言行，将被判处最高20年的刑期。”在过去的20多年，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等国都以“否认大屠杀罪”判处了多人，刑期从3个月到5年不等。 （l来源：中国网，作者：史鸿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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